制度是文化的文本表现，受特定的文化影响，从而表现出特有的文化特征。著名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说：“一个组织只能在其价值观内成长，一个企业成长被其所能达到的价值观所限制”。IBM前总裁小托马斯·沃森则认为，“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所起的作用，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
毫无疑问，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历史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导致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其根源在于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的差异。
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企业，通常具有以下文化特征：
1、求同心理，强调集权式管理；
2、企业的社会化，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3、人本管理，重视人的精神作用；
4、情感伦理突出，倡导在组织内形成一种温馨和谐的家庭气氛；
5、政治管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混同，强调组织的整体控制能力；
6、仁和哲学，善于用含糊与微妙的管理艺术，淡化组织冲突。
尊重人情、注重平衡、崇尚道德是东方文明的核心，因此东方管理思想强调人情化管理，强调整体和谐，“情、理”是东方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更加注重对人心理动态的研究，注重对文化和风俗的尊重，这就要求管理制度必须以人为本，符合人性、人情，如管理者强制推行，必然遭到员工的反感，典型的表现就是应付工作、有能力但就是不出业绩，等等。
总体来看，东方的管理制度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而往往忽略制度的效益，理性精神表现的也很不充分。管理制订不严谨，执行不到位，强调人情关系，对契约的尊重不够，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缺陷。
尽管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就有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但几千年封建政治秩序的主流依然是人治。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直被传为佳话，这为英雄情结的滋生和被接受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并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反过来又使得法制管理不可避免地带上人治色彩。一般而言，人治都是非理性的，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腐败，即是政治企业家非理性经营的极至表现。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可能实现短暂的繁荣，但企业与特定的企业家个人形成高度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企业命运随企业家的命运而起伏不定。更有甚者，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九集团的前任总裁赵新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九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得以飞跃发展，却也因为他的个人决策原因而日渐衰落。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准则？当然有，那就是“内方外圆”，“方”是自己的价值标准，中国人的“方”不会棱角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因为中国人讲究“息事宁人”，于是用“圆”作为“方”的保护层。“圆”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凡事只要不触及“方”，就应以“圆”收场，这是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国人讲求“相互主义”，“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不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西方会觉得这是一种对公司和企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认为中国人敷衍、没有准则、缺乏理性。其实不然，中国人注重情分，注重关系的融洽，并不是自己没有准则，没有想法，而是表达和沟通的方式更为含蓄。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尊重规则、注重实效、崇尚竞争为核心，鼓励个人英雄主义，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在管理方面，讲究效率，重视质量、技术等物质要素，在制度、标准的应用方面，强调科学性、实用性和精确性。因此，西方管理强调个人的相对独立性，思维更加严谨，乐于采用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充分表现出西方人的严谨性、逻辑性和量化思想。由于长期处于竞争环境中，西方人更习惯于理性地看待问题，强调建立标准，以此激发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体现管理的直意性。
西方管理的根源在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契约精神，通过建立契约，形成有力的约束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西方文化提倡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决定了文化氛围中的个性化、独立性，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通过契约精神，确保人与人利益的平衡和冲突的受控。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的时候，就形成了法制。它在企业层面的表现就是制度化、标准化管理，即：在企业中特别注重标准、制度建设，严格按制度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在制度管理方面，最典型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依靠法律、法规对社会进行管理，制定管理制度，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并由此形成以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就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典范人物，首推美国国际农机公司创始人、世界第一部收割机的发明者西洛斯·梅考克。梅考克，人称“企业界全才”，几十年的企业生涯，历尽起落沧桑，但是他以全才的素质，最终赢得了市场的屡屡成功。作为公司的大老板，梅考克在工作中一直都坚持制度的严肃性。有一次，一个老员工违反了工作制度，酗酒闹事，按照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条款，他应当受到开除的处分。管理人员作出了这一决定，梅考克在决定上批示表示赞同。决定一公布，这个老员工立刻火冒三丈，他委屈地对梅考克说：“当年公司债务累累时，我与您患难与共。3个月不拿工资也毫无怨言，而今犯这点错误就把我开除，真是一点情分也不讲！”听完老员工的叙说，梅考克平静地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公司，是个有规矩的地方……这不是你我两个人的私事，我只能按规定办事，不能有一点例外。”
梅考克处理工作同样也不感情用事。曾经，有几个与他多年一起工作的员工，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背离了他，十几年后，公司状况得到好转，这几个人又找上门来。对于这样的人，很多人都是难以容忍的。梅考克当年也曾痛心地说：“我希望永远不再见到你们！”，然而，公司的制度并无不接纳曾经离职员工的规定，且这几名员工的专业能力对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于是，梅考克欣然接受了这几名员工。老板不念旧恶，使这几名员工深受感动，从此以后，他们同梅考克同心协力，为美国国际农机公司的强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制度管理方面，东西方的差异，以下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
某市委书记曾经讲过这样两件事：他所在的市，每逢大雪，领导往往带头组织扫雪。有一次，市里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到兄弟省市学习，又适逢天降大雪，基层干部们知道他们走了，扫雪工作也就没人重视和督促了，结果，在这场大雪之后，许多人摔伤，他自己很受触动。后来，有一次他去美国某市参观，正好也遇上漫天大雪。他去看望本市的留学生，见到他们正在扫雪，就打趣地问：“你们在国内好像也没这么积极，怎么在这里倒学起雷锋来了？”学生们说：“因为这里的法律规定，如果遇上下雪，你的门前必须扫3次雪，否则就要罚款，包括在你门前摔倒的人也要你去花钱给他治疗。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扫雪”。
更为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一架飞机不幸失事，飞机上搭乘东、西方两国的两位老板，他们都不幸遇难，事后，东方公司可能一片混乱、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而西方公司则秩序井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很多时候，中国的企业，老板在制度就在，老板不在制度也就不在了，员工执行的不是制度，而是制度背后的老板的意志；而西方企业，老板在与不在，制度的执行并不受太大影响，员工执行的是制度本身，而与老板本人的关系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