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对世界格局做出宏观判断。同年12月，他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概念提出后，随着时间推移被不断阐释和发展。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上指出：“当前，我们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指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两个重要论断。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024年5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南海进行小范围会晤时，进一步提出“国际大变局、大乱局”。
时至今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国际地位问题，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建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关系，充分利用好国际资源，更高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来发展中国，这才是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决策重大战略和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因素。
从历史纵深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指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大变局的动力来自制度变革、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根本上是由创新发展和先进生产力决定的。要深刻理解“大变局”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还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结构与产业结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循环与外循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去理解，才能准确领会这个论断的时代价值。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呈现智能化主导、融合式“聚变”、多点突破的态势。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和宇宙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正在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带动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融合式重大变革。科技正为经济和产业变革注入新的动能与活力，将前所未有地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使得现有产业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面临深刻变化。
（二）世界格局变化趋势
1.经济全球化受阻与变革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一些国家频繁采取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流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与此同时，经济区域化趋势有所加强，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的推进，各国在区域内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来保持较高水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长期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推动世界格局朝着“东西均衡”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增强。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多年的经济衰退后，虽然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相对下降，内部矛盾不断显现，导致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有所削弱，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2.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这既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如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和业态等；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就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拉大、数据安全等问题，同时还可能引发各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进而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
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变革的加速，传统产业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升级压力，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纷纷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加大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试图在新产业、新技术的赛道上抢占先机，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3.国际秩序调整与地缘政治回归
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总体上朝去集团化的方向发展，但近年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被进一步强化。美西方国家把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视为对手甚至敌手，以竞争关系主导大国关系定位，全面加速经贸、科技和文化关系的政治化和安全化，采取极端化外交政策，不断激化国家间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后冷战国际秩序的最主要特征，但近年来，国际政治呈现出“再国家化”的显著趋势。主权国家开始重新回到国际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中心，国家间的边界重新变得清晰甚至被强化，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治理有效性大大下降，联合国、WTO等传统多边机构改革受阻，而中国、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通过议题设置（如气候资金、减贫）推动全球治理进入“南方时间”。
与国际政治的“再国家化”相关联，国际秩序呈现出地缘政治回归的显著趋势。国家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聚焦于地缘政治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如中东、亚太等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在加剧。同时，一些非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如网络安全、资源争夺等也日益凸显，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4.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转变
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推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极速扩张，形成了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然而，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竞争被激发和释放。在西方社会内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盛极而衰，其对外影响和吸引力出现下降的趋势。而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进步直接挑战了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性”和优越性，意识形态的竞争重新突出。
在全球范围内，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对自身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更加关注，要求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的诉求日益强烈。这促使各国政府更加注重民主治理、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推动了全球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革，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十五五”规划编制的影响
在编制国企“十五五”规划的进程中，全面洞察宏观环境的深刻变革与趋势走向，是确保规划科学性、前瞻性与战略引领性的关键前提。而宏观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交织的有机整体，需以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将每一项宏观要素转化为具体的战略举措与实施路径，在变局中开新局、在挑战中寻机遇，最终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同频共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国企力量。
1.大变局与国际环境：勾勒战略坐标系的时空维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十五五期间所有战略思考的总背景，全球力量对比消长、治理体系重构、地缘政治博弈等多重变量相互激荡，深刻改变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规则。十五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多元，既存在新兴市场合作机遇，也面临技术封锁、供应链重构等挑战。国企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力量，在规划中需精准研判国际形势，既要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寻找价值链跃升机会，也要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强化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应对能力，确保在复杂变局中把握主动权。
2.经济特征与政策导向：锚定发展基本面的资源配置逻辑
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如增长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升级等，决定了国企业务布局的方向。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释放出资源配置的鲜明信号，影响着国企融资成本、投资方向与项目落地节奏。例如，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加大对基建、科技领域的支持，国企规划需与之呼应，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上提前谋划，借助政策“东风”优化资源整合，实现政策红利与企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3.科技革命与生产力革新：塑造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颠覆传统生产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十五五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国企作为产业创新的主力军，在规划中需明确技术攻关路线图，加大对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投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例如，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场景中率先应用创新技术，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将科技变革压力转化为创新发展动力。
4.市场建设与风险挑战：重构发展环境的底线思维
加速建设统一大市场，旨在打破区域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国企需在规划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与资源整合能力。与此同时，房地产调整、地方债规范等问题，要求国企强化风险意识，尤其是在投资布局、债务管理上保持审慎。例如，避免盲目扩张，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在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领域探索合规新模式，既服务国家战略，又筑牢风险防线，实现稳健发展。
5.双碳目标与安全发展：筑牢可持续发展的硬性约束
“双碳”目标是十五五期间必须跨越的发展门槛，安全发展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国企规划需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始终，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布局新能源、循环经济等产业，推动生产方式全面转型。同时，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精准发力，聚焦关键技术、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强化战略储备与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在外部冲击下产业链稳定运行，实现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6.改革与共同富裕：明确使命担当的价值引领
深化国企改革是十五五期间释放企业活力的关键一招，规划中需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等，激发内生动力。推进共同富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则要求国企在规划中强化协同意识，通过产业链带动、就业促进、公益帮扶等方式，共享发展成果。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目标，更需要国企在规划中明确战略定位，在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主动作为，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彰显“顶梁柱”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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