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低增长周期与结构性调整压力交织
1.“三高一低”特征的深化与全球经济范式转换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着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呈现出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与低增长并存的“三高一低”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通胀率预计增至6.8%，发达经济体平均政策利率较高位2023年有所下降，如美国政策利率在2024年6月的预测中为4.6%，扣除2.4%的PCE通胀率后，实际政策利率为2.2%；欧元区政策利率预计从2023年的4.5%降至2024年的3.5%左右，预计到2025年第三季度达到所谓的“终端水平”2.5%。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4年底收于4.57%左右。据可查数据，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23年达98.7%，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在2023年已超过GDP的260%。这种宏观经济环境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迷，预计“十五五”期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3%，较2000-2019年平均3.5%的增速进一步回落。全球经济正从“大稳健”时代转入“新平庸”阶段，可能进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面临着“滞胀螺旋”风险。2024年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8%，美联储为抑制通胀，将基准利率从2023年的5.25%-5.5%下调，2024年12月降息25个基点至4.25%-4.5%。高利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飙升，如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2024年整体呈波动走势，全年平均水平为4.21%，较2023年上升25个基点，商业投资增速降至1.2%。欧元区则陷入‘高失业与高福利’的两难境地，2024年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在希腊、西班牙等国仍超过30%，而德国2024年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预算的36.8%。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期间预计增速放缓至4.5%左右，但基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仍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30%以上，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2.债务危机传导机制下，金融稳定性面临挑战
全球债务悬崖正成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24年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达32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93%，其中政府债务100万亿美元，企业债务135万亿美元，家庭债务65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尤为突出，斯里兰卡、加纳等国先后发生主权债务违约，2024年全球主权债务重组案例较2019年增长50%。。
债务风险的传导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在非洲，埃塞俄比亚（2024年外汇储备降至1亿美元）、赞比亚（商业贷款未处理规模达33亿美元）等国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导致基础民生物资进口受限；在拉美，阿根廷外汇储备回升至309亿美元（2024年数据），而外债规模仍高达2784.9亿美元，陷入“债务-通胀”恶性循环；在亚洲，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增至154.68亿美元（2024年10月数据），但仍需应对能源部门循环债务压力，被迫向IMF申请第25次救助。这些危机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影响全球金融市场，2024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规模扩大至1835亿美元，导致相关国家货币贬值幅度较前期缓和，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对美元贬值幅度分别为17.6%和19.1%。
金融稳定性风险还体现在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恶化，据可查数据2023年新兴市场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7.8%，较2020年上升1.5个百分点，部分国家不得不启动银行国有化计划以防止金融体系崩溃。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与全球贸易体系重构
国际贸易领域正经历着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保护主义浪潮。根据WTO数据，2024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达169项，涉及贸易额8877亿美元，较2023年激增163%。美国、欧盟、印度等经济体是主要发起者，其中美国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表现为关税升级（如对华电动汽车加征37.6%关税）、扩大出口管制（新增522项对俄商品限制）及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技术封锁等多维度措施。
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陷入功能性瘫痪，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超过5年，主要经济体转向区域贸易协定和单边措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为新的规则博弈平台，但规则制定权争夺激烈。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贸易议题与劳工标准、环境规则、数据跨境流动绑定，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价值观联盟”贸易体系；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进口商购买碳排放额度，实质是新型绿色贸易壁垒，2024年过渡期内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钢铁等商品已面临显著成本压力，以钢铁行业为例，若按每吨碳排放成本160欧元计算，全年额外成本或超2.8亿欧元；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深化，2024年中国中间品贸易逆势增长，占全球市场份额提升至12%（2013年为8.8%），但受“去全球化”与区域供应链竞争加剧影响，部分高端制造业面临产业链外迁与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的双重压力，例如美国、欧盟通过绿色贸易政策加速本土产业链重构。
（二）政治：地缘政治裂变与大国战略博弈激化
1.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塑效应
当前地缘政治版图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剧烈的重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热点群”效应显著改变全球能源、粮食与产业链布局。
俄乌冲突持续发酵导致欧洲能源地缘格局彻底重塑：2024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量回升至544.5亿立方米（占进口总量18.28%），但仍低于2019年水平，同时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占比46%（气态天然气占比17.2%），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占比11.9%。粮食安全持续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焦点，俄乌和平协议谈判取得进展，推动乌克兰小麦出口量预期回升至1500万吨以上，但短期内仍受供应链重建限制；巴以冲突叠加苏丹、海地等地局势动荡，导致全球粮食不安全人口超7.33亿，北非多国小麦进口依存度超75%。非洲之角国家中，苏丹因武装冲突陷入“全球最大饥饿危机”，粮食缺口规模尚未披露，但加沙四分之一家庭面临灾难性粮食短缺，海地540万人难以获得足够食物。地缘冲突加速产业链区域化重组，东盟通过区域供应链整合应对全球化退潮，中国通过跨境并购（如海尔集团全球产能布局）深化“一带一路”合作，2024年深市新增披露676单并购重组（金额2119亿元），聚焦高端制造与绿色技术整合。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国际组织的碎片化，联合国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陷入“否决权僵局”，二十国集团（G20）协调功能弱化，区域安全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2.美欧政策协同、一致对华与战略竞争升级
美欧正形成对华“竞争性遏制”同盟，在贸易投资、技术创新、规则制定等领域协同发力。2024年美国对华进口占比降至13.4%，为2006年以来最低；欧盟对华进口占比16.0%，较2019年下降2.7个百分点，显示出“脱钩断链”战略的实际影响。美国的“供应链韧性计划”投入520亿美元用于芯片制造本土化，要求接受补贴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大陆扩建先进制程产能；欧盟的“欧洲芯片法案”设定430亿欧元投资目标，要求成员国建立芯片“战略储备”，并限制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技术输出。
在投资审查领域，欧盟委员会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将审查范围扩展至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等14个关键领域，2024年通过成员国协作机制阻止5起中资收购欧盟高科技企业案例（包括新能源电池和机器人技术领域），较2023年增长67%。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力度进一步升级，2024年对中资并购案的否决率攀升至21%（涉及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是2019年的4.2倍。这种政策协同导致中欧、中美科技合作持续萎缩，2024年中欧联合科研项目数量较峰值下降31%（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领域）；美国在STEM领域对华学术交流限制加剧，中国留学生F1签证通过率进一步降至63.7%（敏感专业拒签率超40%）。
“十五五”期间中美关系可能从“战略竞争”转入“全面博弈”阶段，竞争领域呈现立体化特征体现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外交政策等多个方面。这种战略竞争对中国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在经济层面，可能导致中国GDP增速放缓0.5-1个百分点；在科技层面，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突破时间可能延长3-5年；在外交层面，面临“选边站”压力，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外交”难度加大，菲律宾、越南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升温。但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构建“反制工具箱”，如《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已对3家美国企业实施对等制裁，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有效维护了产业链安全。
（三）技术：创新生态重构与产业竞争白热化
1.技术主权争夺加剧，围剿与突围
全球科技创新版图延续‘三极鼎立、阵营对抗’态势，北美、欧洲、东亚太平洋地区占据全球研发投入的94.9%。美国2024年研发支出突破1万亿美元，占GDP的3.4%；继“地平线2020”计划后，新一期“地平线欧洲”（2021-2027年）总预算提升至955亿欧元，重点支持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中国研发经费达3.6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68%，三方在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呈现系统化对抗特征。
美国对华技术遏制呈现“全链条封锁”特征：在硬件领域，限制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EUV）、离子注入机等关键设备，导致中芯国际14纳米制程良率提升缓慢；在软件领域，禁止中国企业使用美国设计的EDA工具进行7纳米以下芯片设计；在人才领域，将1000余名中国科研人员列入“签证限制清单”，STEM领域中国留学生签证审查周期延长至3个月以上。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则聚焦数据本地化，要求云计算服务商将欧盟用户数据存储在境内，2023年迫使阿里云在德国、法国建立数据中心，增加企业运营成本12%。美欧日韩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实施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要求成员国企业不得向中国提供14纳米以下制程技术，联盟内部建立“技术共享白名单”，试图垄断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高端环节。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技术合作计划构建多元创新生态，2024年与东盟国家共建5个联合实验室，在泰国、马来西亚深化高铁技术本土化人才培养合作，并与非洲国家开展5.5G技术试点项目。这种“南南技术合作”模式有效突破了西方技术封锁，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通过中国技术支持加速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
2.产业技术发生变革与全球格局重塑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重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信息技术集群、新能源与绿色技术集群、生物科技集群三大技术集群引领变革方向。
信息技术集群方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生产范式转型，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35万个工业APP，GE数字集团通过Predix平台实现设备预测性维护，降低停机时间20%；中国的“星火”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超9000万台，在青岛啤酒工厂实现生产线效率提升15%。但算法霸权争夺激烈，OpenAI的ChatGPT占据全球生成式AI市场主要份额，中国的“豆包”“通义千问”“KIMI”“DeepSeek”通过本地化训练，在中文场景处理上具备优势。
新能源与绿色技术集群：中国在光伏产业链占据绝对优势，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环节全球占比均超过70%，但面临欧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据可查数据2023年欧盟对中国光伏组件启动临时保障措施，设定180欧元/千瓦的最低价格。储能技术竞争白热化，美国特斯拉的Megapack储能系统装机量达15GWh，中国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能量密度突破255Wh/kg，在全球储能市场份额达38%。
生物科技集群：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开启“生命科学革命”，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专利中，美国占45%，中国占22%，形成双雄竞争格局。美国通过“生物制造计划”投入200亿美元，目标在10年内实现关键药物中间体的生物合成率达70%；中国的“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在深圳、上海布局，已实现人工合成淀粉、葡萄糖等技术突破。
技术生态竞争的深层影响在于产业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在5G领域，中国主导的TD-LTE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达34%，美国的FDD-LTE占28%，双方在6G研发上已展开竞赛，中国IMT-2030推进组完成6G关键技术验证，美国NTIA发布6G频谱分配计划；在数字货币领域，数字人民币（e-CNY）试点覆盖260万个商户，交易金额达1.5万亿元，美国的数字美元（CBDC）进入技术验证阶段，欧盟的数字欧元项目启动，货币数字化竞争成为技术主权的新战场。
（四）安全：局势稳定性降低催生非传统安全挑战
1.叠加地缘博弈，能源转型面临更大挑战
全球能源结构正经历“渐进式革命”，2030年化石能源仍将占60%的主导地位，但可再生能源占比有望提升至35%。俄乌冲突加速了欧洲能源“去俄罗斯化”，2024年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煤炭量维持零纪录，石油进口占比从冲突前的35%降至不足1%，但能源结构转型压力导致电力市场价格波动性创历史新高。
能源转型带来的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凸显：锂、钴、镍等新能源矿产成为“白色石油”，中国锂资源对外依存度达85%，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占进口量60%）、智利（25%），但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战略”将锂、稀土列为“国家安全资源”，限制对华出口；智利的新宪法草案拟将锂矿收归国有，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美国联合盟友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覆盖全球70%的锂、钴、镍产能，试图切断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矿产命脉”。中国通过“资源外交”积极破局，在2023年完成与刚果（金）签署铜钴矿开发协议，在印尼建设全球最大镍冶炼基地，有效分散供应风险。
2.关键矿产资源获取与运输存在脆弱性
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面临“双重依赖”困境：资源禀赋决定了锂、钴、镍、铜等战略矿产进口依存度分别高达82.84%、98%、86%和77.72%，2024年相关矿产进口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运输通道集中于马六甲海峡（承担中国67%的原油、41%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该通道日均通过船舶约231艘，极易受地缘冲突或海盗袭击影响，此外2024年类似银河号事件的商船检查风险上升，美国在波斯湾加强对商船的“登临检查”，导致中国能源运输时间延长15%。
美国的“印太战略”直接针对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关键矿产合作机制”要求成员国实施“原产地认证”，限制向中国出口未加工矿产。早在2023年美国商务部将12家中企列入“矿产供应链审查清单”，导致相关企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采购矿产时遭遇融资歧视。中国的应对策略包括：推进中巴经济走廊（CPEC）瓜达尔港建设，开辟避开马六甲的“石油陆上通道”，预计2025年可分流30%的中东原油；在国内建立锂、钴储备体系，储备量分别达50万吨、15万吨，保障3个月的应急供应；扶持江西宜春、四川甘孜等国内矿产基地，将锂资源自给率提升至30%。
3.数据安全与数字主权在全球范围存在治理困境
数字经济时代的主权争夺呈现“数据边疆”新形态，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模2024年达159.2ZB（泽字节），但治理规则严重滞后。美国的《云法案》要求全球企业向美国政府提供存储在境外的数据，2024年苹果公司被迫向美国司法部提交1600个中国用户数据请求（基于全球执法请求增长趋势推算）；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实施“长臂管辖”，对违反数据本地化规则的中企开出累计18亿欧元罚单。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数据分类分级+出境安全评估”制度，2024年安全评估通过率达90%，但中美、中欧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的分歧导致企业合规成本增加25%。
网络安全威胁升级为国家级风险，2024年全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每秒遭受13次网络攻击，美国对中国实施“方程式”“APT29”等高级持续性威胁（APT），利用商业间谍软件漏洞及恶意远程桌面协议（RDP）窃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核心数据。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能力显著提升，等级保护2.0制度覆盖90%的重要信息系统，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威胁检测效率提升40%，但在工业控制系统（ICS）安全方面仍存在短板，2024年某跨国制造企业因OT协议漏洞遭勒索攻击，导致全球多国工厂停工48小时。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导致“双重标准”盛行，美西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AI技术发展，却放任网络武器库扩张与无差别监控；中国倡导“发展与安全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观，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落地，已获100余个国家支持并建立多边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4.粮食安全与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亟待继续完善
全球粮食市场正经历“新马尔萨斯危机”，据可查数据2023年全球饥饿人口达7.33亿，较2019年增加1.52亿。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生物安全构成“三重威胁”：俄乌冲突导致黑海运粮协议破裂，2024年乌克兰粮食出口量较战前下降25%；印度热浪导致小麦减产10%，延续出口限制政策；加拿大油菜籽反倾销调查导致中国进口成本同比上涨30元/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2024年进口总量1.58亿吨），面临“结构性依赖”问题：大豆进口依存度达84%，高粱进口依存度高达74%，大麦进口依存度仍超60%。
中国持续完善“三级粮食储备体系”，中央储备粮规模稳定在1.5亿吨，地方储备粮规模提升至8500万吨，企业商业储备优化至6000万吨，综合保障能力覆盖全国200天以上口粮需求。在大宗商品领域，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深化人民币结算试点，2024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LNG）交易量突破650万吨，并完成国内首单与海合会国家的跨境人民币LNG采购交易；郑州商品交易所升级干制红枣期货业务细则，新增花生、棉花等农产品期货品种，构建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价格风险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