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安全发展观的发展历程
纵观过去，中国一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大原则。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第一阶段：明确定义
2013年11月，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国家安全和改革发展的关系。
2014年4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把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列为总体国家观“五对关系”之一，凸显了其极端重要性。
2016年1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阶段：强调重视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2019年1月，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2020年12月11日，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第三阶段：统筹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开辟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023年12月，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的重要特点。
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明确定义到强调重视，再到统筹协调，中国的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相较其他范式，中国统筹安全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及世界意义
安全和发展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根重要支柱，不同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征。
1.西方现代化的"失衡陷阱"：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异化
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重发展，轻安全”的倾向。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受资本逻辑支配，普遍重视发展问题，以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这些国家相对轻视或较少关注安全问题，同时也忽视了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和风险。从国内来看，这些国家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传染病流行等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伴而生，全球化将现代化推向世界各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日益频繁。
2.后发国家的"安全困境"：依附体系下的被迫选择
与此相对的是后发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采取“重安全，轻发展”的策略。这些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与政治动荡、技术落后、经济腐败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一同出现，因此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在安全与发展之间进行取舍。为了摆脱发达国家对其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大多数后发国家往往更强调国家的安全稳定转型。后发国家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既要面临西方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示范压力，又要应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威胁，甚至存在族群冲突和战乱等。此种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军人政府，军政一体的模式，更容易产生限制外来投资，以保护本国产业，维护国家安全等手段，直到国家发展停滞。
3.中国模式的创新性：人民逻辑主导的动态平衡
统筹安全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没有脱离安全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发展去谈安全。能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强调发展进步，忽略安全能力建设，面临许多的内外部安全风险与威胁。部分后发国家更注重安全稳定，但可能会牺牲发展机遇和利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进一步拉开差距，甚至会被甩出这个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人民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被视为实现人民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国家整体安全则被视为国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由此，无论是关于人的现代化、物质与精神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追求，都对实现安全与发展相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模式不论在制度基础还是价值追求层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制度层面，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治国理政模式。价值层面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现代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发展成就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这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通过观念革新与制度建构，搭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底层支撑体系
实现主体、能力和制度要素的有效联动与有机统一，是迈向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树立国家运行与治理的安全预防与发展提升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1. 认知层面，推动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预防的范式改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引导我们在观念层面认知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在制度、能力要素上进行联动，从而推动安全制度预防与发展能力提升。国家应在制度要素上注重提高安全预防和应急，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安全治理制度和机制，加强对各类安全风险的评估、预测和管控；国家应在能力要素上注重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创新和发展提升。
2. 制度层面，建立权责明晰与协同高效的治理架构
边界的划定需遵循权责明晰、科学合理、制度规范等原则，体现出安全治理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规则的制定需要考虑多方利益和复杂局面，实现全面、协同、高效的发展。主体要素与制度要素联动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并推动可持续发展。
3. 运行层面，在秩序建构与活力激发间形成辩证统一的动态平衡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升秩序生产和适配的能力，以建构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秩序。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发展建设的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能力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参与，确保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得以持续维持。
（四）在组织、结构、价值三个维度上做出全面努力，推进统筹安全与发展模式
推进统筹安全与发展，在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更多努力，是当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必然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在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的过程中，统筹安全和发展，做出更多努力。
首先，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协调需要我们在组织维度上凝聚多元力量，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观念上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从行动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有效实施和保障。
其次，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协调还需要在结构维度上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构弹性治理空间。这包括整体规划、制度监管、多元主体复合等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最后，关注民众需求走向国家安全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从整体国家安全和命运共同体来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整合软硬资源实现个人需求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相辅相成。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家安全的宏观层面，也要关注民众的具体需求，确保国家安全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受益。
从更加具体的视角出发看待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我们需要关注民众需求走向国家安全现代化，确保国家安全体系能够反映和满足人民的期望和需求。这涉及到从整体国家安全观内涵到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和实践。
总之，推进统筹安全与发展，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需要我们在组织、结构、价值三个维度上做出全面努力。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化，也是对民众需求的积极回应。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能够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的双赢。
（五）面对不同领域的安全挑战，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不同领域面对的安全挑战日益复杂多样，需要采取多种解决方式，以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1. 网络安全领域
确保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首要任务。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措施，重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保障网络安全的关键。同时，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网络安全人才的实战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建立新产业、新业态监管职责动态调整和联合执法机制，填补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空白，是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措施。
2. 现代化应急管理领域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建设国家风险监测感知与预警平台。建立健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力量体系，实施基层应急能力提升计划，开展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这些都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3. 安全生产领域
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是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措施。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对故意增加管理层级，层层推卸责任、设置追责“防火墙”的，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直接追究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的责任。
4. 军事战争领域
战略优势是军事安全的重要保障，包括定期更新和提升军事装备、加强作战能力和实施战略部署等。国防部门通过装备现代化、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战略布局和联合作战来保障战略优势。战争形态的智能化要求军事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这需要着眼设计战争创建智能化理论、着眼跨域互联探索智能化形态、着眼人机融合发展智能化武器。
5. 能源安全领域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稳定性。国家一方面加大国内能源勘探开发力度，如提升页岩气、可燃冰开采技术，增加本土能源产量；另一方面推进能源多元化，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依赖。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合理规划储备规模与布局，确保紧急时刻能源供应不间断。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与资源国签订长期供应协议，拓展能源获取途径。
6. 食品安全领域
面对食品源头污染、加工违规等问题，需强化源头管控，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严格监管，规范农药、兽药使用。食品加工企业要遵循GMP（良好生产规范），严格执行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确保生产环节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抽检频次，对不合格产品立即召回、严肃处理。同时，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利用大数据分析食品安全舆情，快速响应解决问题，保障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7. 生物安全领域
建设国家生物安全大数据中心，整合农业农村、海关、卫健等部门数据，建立覆盖34个省级行政区的"生物安全风险地图"，对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重大风险实现提前14天预警。2023年开始实施《生物安全法实施条例》，建立转基因作物"负面清单+强制标识"制度，规范2.3万个生物实验室分级管理，高等级实验室实时监控覆盖率达100%。在武汉、北京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重点突破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关键技术。主导成立"一带一路"生物安全联盟，与56国建立跨境病虫害联防联控机制。
8. 金融安全领域
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央行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附加资本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1.5%。成立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建立"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风险联防机制，重点省份债务率较峰值下降十余个百分点。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对蚂蚁集团等27家金控公司实施全牌照监管；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展至26个省份，交易金额突破10万亿元，降低对传统支付系统的依赖风险。
9. 生态安全领域
划定180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2024年发现并整改红线内违法问题146个，生态功能区植被覆盖度平均提升3.9%。实施"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土壤"三大行动，2024年PM2.5平均浓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达90.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95.6%；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参保企业超5万家，覆盖80%以上高风险行业。在浙江、福建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2024年丽水市GEP达7400亿元，是GDP的3.2倍；建立林业碳汇交易机制，全国碳市场覆盖51亿吨碳排放量，累计成交额超410亿元。
10. 生态安全领域
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AI模型实施"备案+安全评估"制度，据可查数据2023年完成首批110个大模型备案，其中"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通过安全测试。成立国家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四条红线"（禁止危害人类安全、侵犯隐私、破坏公平、挑战公序良俗）；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伦理审查试点，据可查数据2023年叫停高风险AI应用项目27个。研发"AI安全靶场"，模拟对抗深度伪造、算法攻击等场景，2024年为金融、媒体等行业提供检测服务超过5000次，识别虚假内容准确率达98.9%；建立AI安全漏洞库，收录漏洞信息超4万条，推动企业高风险漏洞修复率提升至69%。
……
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实践，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先发展后安全"的线性逻辑，创造了安全与发展互为支撑的新范式。这种范式的深层价值，在于超越了"安全是发展成本"的工具理性，将二者升华为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从塞罕坝林海的生态安全屏障，到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安全奇迹，从脱贫攻坚的生存安全底线，到探月工程的科技安全高峰，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新篇章。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这种基于人民逻辑的治理智慧，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保障，更将为人类社会破解安全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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