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阐述的新时代，新征程，新变化，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过去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了关于增长转型的新要求，即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对于企业来说，第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第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第三，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优点是具有规模效应，抗风险能力强，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就是受宏观环境、产业政策的影响大，对于经营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十九大”以后，面对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大企业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
（一）GDP增速下降，大企业发展优势消失
从2011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推出至今，我国经济周期没有进入“复苏―扩张”阶段，而是进入连续十几个季度的经济下行阶段。中国大企业对国内GDP增长率有高度依赖性，特别是对GDP增速下降高度敏感，主要原因是大企业对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度依赖，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企业依靠大规模信贷支持在较短时间内就能获得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速缓慢条件下，国家信贷环境趋紧，大企业失去了政府主导的投资支持，发展优势消失。
（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以每年1.37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平均每年新增2000万城镇人口。2011年以来，城镇化率有放缓趋势，同时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也有下降趋势。有研究表明， 1996―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每年以1.4个百分点速度增长，城镇化对GDP的边际贡献平均在50%以上，1999年则达到创纪录的83%（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加速城镇化有效对冲了外部经济冲击，并有效解决内部产能过剩问题）。2009―2013年，城镇化对GDP贡献保持在30%附近。但如果按照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每年10%提高、城市化率每年1.2个百分点提升，那么2014―2020年城市化率对GDP的边际贡献率将稳定在20%―25%，也就是说，城镇化只能提供GDP增长1.5%―1.8%的贡献，要实现GDP增长7%左右，就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三）改革红利的效果产生需要时间
大企业高速发展得益于过去30年间的三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打破计划体制、实施农村承包制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激发出一股强大的创业浪潮；第三次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引起的企业国际化浪潮。前面的改革红利已基本用尽，改革不会立竿见影，有一个滞后期。在旧的增长动力渐失但传统约束条件还没有完全放松、新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发挥作用条件下，大企业必须应对好这段“增长动力空档期”。
（四）“六高”现象短期内难以化解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主要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包括资金、土地、流通、创新、准入成本，前者是自然经济规律，后者是需要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在“增长动力空档期”，六大高成本将会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突出挑战：一是劳动力成本相对劳动生产率过快上涨。企业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机器替代人工”，但面临一次性投入过高、市场前景不明等风险，很多企业无力负担。二是资金成本过高。由于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融资难和融资贵成为许多、转型中的实体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三是土地成本过高。土地供给不足和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东部地区仅能满足少数企业用地需求，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地价、房租的制约。四是流通成本偏高。不仅传统商业运行模式受高物流成本约束，而且网络销售、网店等新模式，也同样受到高物流成本的影响。五是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过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行成本过高，很多有创新能力和意愿的企业，因创新产品、新技术容易被仿冒和剽窃，担心创新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等而被迫放弃。六是准入成本很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表明，有超过1/3的企业希望通过进入其他行业实现企业转型，其中纺织、服装、化纤、有色等行业超过50%的企业有转行意愿，但普遍反映看好的行业门槛依然很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政府干预依然过多。
